汉景帝三年（公元前154年），因晁错提出削藩政策，引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联军起兵反叛，借“清君侧、诛晁错”为名发动兵变。当时叛军势力强大，来势汹汹。尽管汉景帝派遣名将周亚夫迎战，但面对叛军连连攻城，士气旺盛，能否平乱充满变数。朝中大臣纷纷建议诛杀晁错，以满足叛军“清君侧”的要求，期望借此换取退兵。汉景帝采纳建议，命令将晁错腰斩于东市。可晁错遇害后，七国联军不仅未退，反攻更为激烈，吴王刘濞更自称“东帝”恒利配资，与朝廷公然对抗。此时汉景帝才重用周亚夫亲率大军镇压叛乱。
然而，这其中也引发了争议。以汉景帝的聪明才智来看，所谓“清君侧、诛晁错”不过是叛军谋反的借口。既然已经起兵，杀晁错怎能让他们撤兵？这显然不现实。汉景帝心知肚明，只是形势所迫，必须牺牲晁错以图稳定局势。晁错被腰斩，不仅因其性格孤僻、得罪众多权贵，更是当时局势的无奈之举。
展开剩余80%晁错本人在朝中人缘极差，源于他的性格和学术背景。年少时，他拜张恢门下，研习申不害、商鞅等法家思想，深信“人性本恶”，主张严刑峻法治理国家。研习法家的大多最终成为严酷的官吏，而历史上的酷吏结局往往凄惨。史书用“峭、直、刻、深”四字描绘晁错性格：严厉、刚直、苛刻且心狠，这样的性格让人不愿亲近。他与朝中同僚关系极差，孤立无援。
早在汉文帝时代，晁错已颇有名声。彼时，他仅是太子家令，恰逢汉文帝推举贤良方正之士，晁错凭借优秀的《举贤良对策》脱颖而出，被擢升为中大夫。之后，他多次上书，针对当时国政问题提出建议，尤以削藩问题著称，虽未获采纳，但已露锋芒。晁错性格锋利，招致不少大臣反感。
汉文帝驾崩，汉景帝即位，晁错作为太子师，迎来发挥抱负的机会。晁错意气风发，汉景帝对他极为信任，晁错被迅速提拔为长安内史（长安城最高行政长官），权势滔天，几乎凌驾三公九卿之上，掌控大政方针。其他大臣对此不满，视晁错为权力独断者。尤其是丞相申屠嘉，对晁错极为反感，暗中寻找机会整治他。
晁错为便于上班，私自凿开宗庙围墙开门，此举激怒了申屠嘉。申屠嘉奏请处死晁错，指其破坏祖宗祭祀圣地，罪无可赦。晁错提前获知，急入宫自辩，称获皇帝许可。朝上，汉景帝平静回应，表示此事获准，无需追究。申屠嘉无计可施，郁郁寡欢而终。申屠嘉死后，御史大夫陶青接任丞相，晁错升为御史大夫，备受宠信。
晁错因性格与权势，朝中无人欢迎，他几乎无友。为实现政治理想，他再次提出削藩，主张削弱诸侯国势力。此举虽得到汉景帝支持，但引发大臣反对。朝议时，大臣们默不作声，唯有外戚窦婴力主反对。然汉景帝铁心推动，窦婴反对无效，削藩政策顺利通过，迅速实施。
削藩导致吴楚等七国起兵反叛，史书评价晁错削藩为“书生误国”。晁错在《削藩策》中坦言，削藩必引起诸侯反抗恒利配资，但不削，祸害迟早到来。虽预见反乱，却未作充分准备。叛军攻城时，晁错竟主张皇帝御驾亲征，自己镇守长安，且建议以城池土地贿赂叛军，令皇帝失望至极。显然他对乱局毫无应对之策。
在叛乱爆发后，晁错仍无备战措施，未整顿军备，未储备粮草，未加固防御，反而提出软弱的退让方案。身为谋臣，应有预见性和全面防备，晁错却轻率行事，导致自身失势，成为弃子。
此外，晁错与袁盎矛盾激烈。袁盎为善交际者，处处得人心，与晁错针锋相对。袁盎因受贿被晁错查处，贬为庶人。叛乱爆发后，晁错怀疑袁盎与叛军勾结，坚决立案调查。袁盎则凭借人脉寻窦婴帮忙，引荐见皇帝。袁盎提出，叛乱的根源是晁错削藩，且叛军起兵口号为“清君侧、诛晁错”，只要杀晁错，赦免诸侯，便能息兵。汉景帝虽犹豫，但最终倾向牺牲晁错以换取稳定。
数日后，陶青、陈嘉、张欧联名奏请诛杀晁错，指责其建议皇帝亲征、留守后方，且主张以城池土地贿赂叛军，属大逆不道。汉景帝批准，派中尉在东市将晁错腰斩。晁错临刑时穿朝服，恐怕不解为何被皇帝所弃。
汉景帝此举，是为团结大臣、稳定朝局。晁错虽为师傅，削藩策失败，且无乱局应对，群臣对他怨声载道。只有除去晁错，朝廷方能凝聚力量，协助皇帝平叛。
事实上，晁错深知削藩必激怒诸侯，却未做军事准备，反显其政治上的不成熟。相较之下，贾谊作为同时代谋臣，主张稳步削藩，兼顾礼法与分封，着眼长远，后来汉武帝推恩令即源于此，实用性更强。晁错的激进与缺乏谋划，使其最终悲剧收场。
综上所述，晁错虽有才华，却因性格尖刻与政治手腕欠缺，成为书生误国的代表人物。他的削藩之策虽然意在加强中央权威，却因准备不足，反引发七国之乱，葬送自己和家族的命运。
参考文献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
注：文中图片均来自电视剧《汉武大帝》截图恒利配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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